一名境外间谍在新疆军区落网 借写生采集军事数据

“当前，我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以此次疫情为契机，认真检视总结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加快补齐短板，完善传染病网络直报系统，尽快提高我国应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能力和水平，正当其时。”在谈到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时，全国政协委员、重庆医科大学校长黄爱龙开门见山。

黄爱龙的意见，也是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们建言的焦点———从信息采集、预警机制、技术更新到基层建设、人才培养等方方面面，委员们都进行了深入调研和详细论述。

未及准备的是，“幸福”来得如此迅速：6月7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中国行动》白皮书，并举行新闻发布会。其间，国家卫健委主任马晓伟表示，2003年非典后，中国建立了网络疫情直报系统和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行政报告系统。下一步将加强和改进这两个系统，建立运行监测系统、医务人员报告系统、科研发现报告的多元化信息收集渠道，建立智慧化的预警多发触发机制，提高重大公共卫生的发现报告、预警和响应能力。

“委员们的呼声与有关部门的工作方向如此契合，这是全国政协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凝心聚力的重要成果。作为新时代的政协委员，我深自庆幸、深感自豪。”黄爱龙委员看到白皮书后，第一时间与记者进行了连线。

打通疫情直报系统的关卡

在黄爱龙委员看来，公共卫生是关系到全体人民身体健康和健康中国战略的大事。各级政府应从战略高度对完善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予以重视，加大公共卫生经费的投入，加强队伍建设，完善平战结合的疫病防控和公共卫生科研攻关体系。

“在这次加强和改进疫情直报系统的操作中，增加医务人员报告系统这个环节迫在眉睫。”黄爱龙说，临床医生往往是最先发现疫情的人，临床医生直报可以减少中间环节，确保国家疾控系统可以获得基层一手信息，及时进行研判分析。同时，还要注意改革传统的基于病种的疾病直报系统，建立以症状为核心的报告系统。

全国政协委员杨宇飞对黄爱龙的建议深表赞同。作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岐黄学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西苑医院肿瘤科学术带头人及临床医生，杨宇飞委员对记者表示，与20世纪六七十年代相比，传染病和我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具体表现之一，就是新的传染病不断出现，特别是病毒性呼吸道传播疾病的不断出现，变异快，未知多，防不胜防，识别难度大大增加。

“疾控系统建立初期，疾控和医疗是两套系统，现在虽然由卫健委统一领导，但尚未达到完全融合。从2003年到现在的两次重大疫情来看，首先发现问题的都是医院和医生，所以为基层医务工作者提供有效的上报通道十分必要。”杨宇飞希望，能在这次版本更新中建立双轨国家传染病监控体系，在基层医院和社区增设畅通的上报途径，扩大兼职人员编制，不受医院或社区上报限制，以增强基层信息采集能力。其次，还要理顺专家决策层和行政决策层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未被人们认识的传染病出现时，重大应急响应该如何决策。

全国政协委员王贵齐则建议实行临床医生首诊负责制，对任何不明原因疾病和异常健康事件，不需经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及卫生行政部门的任何人与任何部门的审核，通过直报系统第一时间同时报给所在医疗机构、所属市、所属省、国家疾控中心及卫生行政部门，真正实现“全国上下一张网，一网到底”。

“首诊医师应做到应报尽报，发布前严禁在社交媒体公布未经核实确认的信息。各级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及卫生行政部门充分利用信息技术、人工智能技术，建立智慧化的预警多点触发机制，健全多渠道监测预警机制，及时研判风险，及时进行防控措施的部署与安排。”王贵齐委员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4日参加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湖北代表团审议时的讲话深入人心，防范化解重大疫情和突发公共卫生风险，事关国家的安全与发展，事关社会政治的稳定，事关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培养公卫体系“守门人”

本次疫情让黄爱龙委员对深化高等医学教育改革也有了更深的认识。

“一方面，要大力加强预防医学、公共卫生应急管理人才的培养，提升公共卫生的医学教育水平。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临床医学类专业学生的预防医学和公共卫生应急管理能力培养，加快促进多学科与医药卫生学科的交叉融合，以培养适应时代发展需求的复合型医疗卫生人才。”黄爱龙说。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医院协会副会长方来英还建议设立国家防疫官制度，以特殊的职业设计、待遇保障，为公共卫生体系吸引人才。方来英曾任原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党委书记，参加过北京抗击SARS疫情的全过程。

“如多位委员所建议，如果今后我国的传染病直报系统还是建立在对霍乱、埃博拉、鼠疫等病种的监测、报告上，可能会有问题。在病原体尚不明确时，我们可能发现，一个地区出现某种症状的病人突然增多。例如，呼吸道疾病常见的咳嗽、发烧等，或者是消化道疾病的一些症状。因此，我们有必要建立基于‘症状’的观察、报告系统，做到有备无患。”总结经验，方来英认为要建立基于“症状”的观察和报告系统，尤其需要加强公卫机构和医疗机构的联系。

为此，方来英建议，可由疾控中心向本地的医疗单位派遣常驻代表，负责指导疫情直报和分析工作。让临床医生和疾控人员作广泛交流，这有助于卫生系统中各个子系统的流畅运行。“疾控工作人员要去医院了解临床，临床医生也要了解疾病预防体系。增进了解的最好方式就是人员间的相互交流。这对提高卫生系统的运行效率会很有帮助。”方来英强调。

“疾控中心是一类事业单位，按照事业单位的制度在管理。但医疗其实是一个市场非常活跃的领域。如何在疾控中心吸引一批能干的人才，恐怕需要做一些特殊的制度设计。比如，可以设立一个特色的岗位，我起了个名字叫防疫官。”方来英表示。

在方来英委员看来，防疫官应当是知识渊博、经验丰富、技术能力强的人，自然也要靠待遇留住这些人才，包括工资，也包括行政职级、职称、职业发展方向等，通过这种特殊的制度和职位设计，将一批人才聚集到中国预防医学的旗帜下。“要让很多在基层疾控中心、卫生系统奋斗，心中有理想、事业、目标的同志们待得住、扎得下去，才能在卫生疾控体系中为国贡献更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