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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人知道科摩罗这个国家，在抵达那里之前，广州这支抗疟团队并不知道将要面临什么。
在飞机上俯瞰，这个非洲岛国像镶嵌在西印度洋上的一颗明珠，不负“月亮之国”的美誉。14年前，26岁的邓长生还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就读研究生，与妻子领证后3天，便跟随导师宋健平教授搭上了这趟去往非洲的航班。这一待，就是8年。
“我们刚去的时候非常震惊，（没想到）这里会是疟疾流行程度这么高的一个国家。”邓长生说，医院里约60%的门诊病人都是疟疾患者，以小孩为主。5岁以下的孩子基本都不起名字，因为疟疾，他们有些可能熬不过5岁。
疟疾，一种非常古老的疾病，早在我国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中，就有关于疟疾的记载。疟疾在中国俗称“打摆子”“冷热病”，是由于疟原虫在人体内寄生、发育而引起，主要通过按蚊叮咬人进行传播，与结核病、艾滋病并称全球最严重传染病之一。
据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的《2020年世界疟疾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约2.29亿人感染疟疾，估算逾40.9万人死于疟疾。全球疟疾病例的90%以上仍然集中在非洲地区，大多数是非洲最贫穷地区的婴幼儿。
中国也曾饱受疟疾之苦。公开报道显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每年大约有疟疾病例3000万例，按当时人口，相当于每十七八个人中就有一人罹患疟疾。但到了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我国疟疾发病率降到了万分之一以下。后来，在中国已经极少听到疟疾病例。
到非洲去，也为非洲兄弟消除疟疾。自2003年开始，新南方集团与广州中医药大学李国桥教授开展青蒿素研究工作，合作开发出了青蒿素哌喹片（中文名：粤特快Artequick?）。2007年，新南方集团和广州中医药大学组成广东抗疟团队，通过“以医带药”的模式，把中国抗疟经验与非洲国家疟疾流行的实际情况相结合，首先在非洲岛国科摩罗推广“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方案。
有着3万多人口的莫埃利岛，是第一场“战役”。这一仗怎么打，能不能打成功，都是未知数。
邓长生所在的抗疟团队，给科摩罗带去的“中国方案”有2个关键点：第一，改变原有把蚊子全部消灭的思路，采用青蒿素复方，把人身体里的病原体消灭掉；第二，全民服药，设定同一时间，所有人同时吃药，同一时间消灭传染源。
一群从万里之外赶赴而来的年轻人，一份还未见效果的方案，一粒陌生的药物，并不能取得当地人的信任。让几万人同时服药，似乎没有任何可行性。
“第一个服药的肯定是我们自己人”，邓长生说，他们当着当地人的面把药服下去，首先让他们亲眼看到药的安全性。他们动用了几乎所有的宣传工具，拿着喇叭一个村一个村地喊着动员，说服村长、宗教长老、政府官员等有威望的人带头服药。
三个月之后，效果显现。邓长生回忆，无论是疟疾的发病率、死亡率，还是防止疟疾再生方面，下降幅度都达到了98%以上。“民众从开始的怀疑到慢慢地主动参与，体会到这个效果之后也主动去宣传。”
2014年，科摩罗实现疟疾零死亡，疟疾发病减少为2142例，比2006年项目实施之前下降98％。“复方青蒿素快速清除疟疾”方案先后于2007年、2012年和2013年在科摩罗所属的莫埃利岛（3.7万人）、昂儒昂岛（32万人）和大科摩罗岛（40万人）实施，超过220万人次参与。其中，莫埃利岛和昂儒昂岛已达到基本消除疟疾的目标。
科摩罗联盟前副总统兼卫生部长福阿德·穆哈吉说：“以前每个家庭每个月至少会花15000科摩罗法郎，用于治疗疟疾，相当于一个家庭一个月30欧元。在项目成功之后我们大概算了一下，整个科摩罗节省给人民在治疗疟疾方面的费用大概是10亿科摩罗法郎（相当于1600万人民币）。”
这是人类历史上首次通过群体药物干预，使用“中国方案”帮助一个非洲国家快速控制疟疾流行的成功案例。
如今，距离邓长生初次到科摩罗，已过去14年。回首当初到非洲去的选择，邓长生说，当时懵懵懂懂，没有想太多，只是想完成自己的毕业课题，到了后来，看到“中国方案”可以为这些疟疾流行的国家做出一点贡献，就觉得很有成就感，要继续把这件事做下去，要做得更好。“现在还挺怀念那边（科摩罗）的。”邓长生笑着说。
当然，仅仅靠几个人、一两家机构的努力是远远不够的，邓长生告诉记者，现在实践出了一个可靠的方案，特别希望有更多力量参与到非洲抗疟的队列中去，非洲政府和人民也应该更加积极地行动起来。
(中国网记者 张宁锐 江虹霖 张正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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